Robert Marc Friedman
得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是取得神奇成就以后顺理成章的结果。
奥斯陆(奥斯陆大学，挪威国立高等学校)——围绕诺贝尔金奖的舞蹈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拉开序幕，直到现在势头依然强劲。作为一种偶像、神话和仪式，诺贝尔奖的地位不可动摇。
但对于诺贝尔奖，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当诺贝尔基金会1976年后公布档案时，披着神秘和传奇外衣的诺贝尔奖首次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所追寻的目标。科学史学家其后的研究没有留下任何疑点：诺贝尔金奖也无法避开人类的薄弱意志。
尽管许多观察家接受在文学及和平奖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判断，但科学奖却一直被视作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客观度量。可是从一开始，颁发物理和化学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和颁发医学／生理学奖的卡罗琳医学院就把决策的基础建立在各下属委员会的推荐之上。于是，委员会成员自身对于科学的理解就在决定最终结果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一开始，接受委托肩负推荐使命的内部世界就在如何诠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神秘遗嘱和应该把奖项颁发给谁的问题上存在着个人看法和原则性分歧。尽管委员会成员试图保持冷静，但他们自身的判断、爱好和兴趣还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他们的工作，有些还以公开或者巧妙的方式占据了他们自己的议程。
得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是取得神奇成就以后顺理成章的结果。指定提名者极少向委员会提交明确的一致意见，而委员会在某个赢得强力提名的候选人真正出现时也通常会忽略难得一见的授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相对论方面的工作就是一例。“即便全世界都强烈要求”，科学院的物理学家们也从未想过要认可这样的理论成就。诺贝尔奖是一项瑞典特权。
此外，委员会构成的任何微小变化都有可能决定候选人的命运。直到1944年委员会强人C.W.奥辛死后，理论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量子力学领域的巨人之一——才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反过来，科学院有时也推翻委员会的决定。一位心存妒忌的化学家召集科学院院士，阻挠委员会对发明元素周期表的俄国人狄米特里·门捷列夫的提名。
即便所有的参与者都竭尽全力摒弃小器和偏好，选择获奖者也从来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委员会成员偶尔会私下承认，经常会出现几位候选人有同等条件获得诺贝尔奖的状况。勿庸置疑的是，根本不存在选择获胜者的公平标准——这样的标准也永远不会出现。
1950年卡罗琳医学院面对的复杂状况提醒我们，所有的评奖委员会都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进行过4轮非决定性的前期投票以后，出现了3位主要候选人，但此时此刻，最终结果仍然无法确定。在敦促同事参与会议时，一位委员会成员强调如果某个委员偶患感冒，就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投票结果。
勿庸置疑，科学通过天才个人的努力发展突飞猛进的景象的确很有诱惑力。但许多人合作研究获得进展的状况却超出了诺贝尔奖的许可范围。
天才学者确实重要，但在这么多极有才华的科学家可能对某一突破做出贡献的情况下，人为限定只给予这么少的几个人奖励，却常常是不恰当也不公平的。诺贝尔规则不允许把奖项分为超过三份，于是就把有三位以上研究者参与工作所取得的发现排除在了诺贝尔奖的获奖名单之外，或者漏掉了同样有权利分享荣誉的重要的研究人员。
不仅如此，显然有许多重要的科学领域并没有涵盖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之中(遗嘱仅限于物理、化学、生理学／医学领域)。上个世纪某些最伟大的学术发现，比如与宇宙扩张和大陆漂移相关的理论，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颂扬。环境科学——毫无疑问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希望科学界涌现英雄本身并没有错，但我们应该理解选择我们所崇敬的人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标准。
人们为什么崇尚诺贝尔奖？对于这个问题很难给出简单的答案。对诺贝尔奖的顶礼膜拜早在宣布首批获奖者以前就已经开始。媒体的猜测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兴趣。诺贝尔奖的纲领并不那么取决于获奖者本人的学术贡献，也同样取决于这样一种理解，即诺贝尔奖是获得威望、声誉和利益的重要方式。
但即便是对瑞典委员会的局限性和有时做出的怪异选择感到不满的科学家们也仍然热衷于提名和推荐候选者，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成功当选，获奖者就能吸引注意力和资金进入特定的研究领域、学会或国家科学团体。
关注获奖和培养极度竞争文化是否符合科学或者社会的利益？也许等到诺贝尔奖的神秘作用得以减弱，我们才会真正地思考在科学发展中究竟什么更为重要。过去几个世纪中科学的灵魂和传统要比追逐奖项重要得多。
(作者Robert Marc Friedman，奥斯陆大学科学史教授，著有《卓越政治：在诺贝尔科学奖的背后》一书。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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