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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成长小说——专访小森阳一

  

  解构村上神话  

  在中国阅读村上春树,一定意义上,是一个阶层的标志。出版界已经陆续引进了村上的大部分作品,甚至引发了所谓的“村上春树”现象。《海边的卡夫卡》是村上新世纪以来备受关注的作品。很多人把这部作品理解为关于“救赎”的“心灵迷宫”。但小森阳一却提醒大家,要警惕作家为制造商品的畅销和流行,运用文艺手段来迎合或诱导大众化心理需求,甚至改写社会化的集体记忆。小森的《村上春树论》是对《海边的卡夫卡》一次文本细读,也是试图打破所谓“村上神话”的一次积极尝试。你未必接受小森的结论,但需要正视其解读的犀利和深刻,以及所蕴含的批判的光芒。

    

  

  《21世纪》:如你在《村上春树论》中称《海边的卡夫卡》是“处刑小说”。为什么这样一部作品,却被很多日本读者当作可以带来“疗愈”的故事阅读?

  小森阳一:首先是与小说发表之初的日本社会背景有关。小说是在“9·11”一周之际出版的。小泉内阁很早就明确表达了对布什政府战争的支持。针对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兵,是否违宪,日本国会通过了至今还引起剧烈争论的《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战后一直被禁止的海外派兵的禁忌被打破。

  这就意味着国家开始行使暴力,以暴制暴,用战争的方式报复战争,国家之间的暴力连锁开始发生,面对这样一种社会局势,日本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和挫折感,构成了日本社会一种特殊的心理和情绪。另外,六年前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的记忆被唤醒。如何应对这种恐惧,如何面对过去的战争责任,日本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想早日忘却的气氛。

  还有,村上在小说中采取的文本策略也是读者感受到所谓“疗愈”的原因。比如,很多足以唤起大日本帝国的常备军队发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之相关记忆的历史性事件,安插在小说之中。诉诸大众共有的社会性集体记忆,在片刻间唤起读者记忆之后,随即将其作为无可奈何之举予以宽许,甚至最终将记忆本身消解一空。从而让读者感受到了所谓“疗愈”效应。

  

  《21世纪》: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村上创作这本小说时,是有意地去化解这种普遍的情绪,而不是一种耦合?

  小森阳一:是这样的。

  读者之所以能从小说中获得“疗愈”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全球内部资源分配结构的决定权的不平等,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之中都会有这样的自觉: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但我们依然是在通过榨取与渗透、分断与边缘化等手段持续地行使着暴力。生活在今天的自己的身上,其实沾染着“别的什么人流的血”……越来越多的年青人抱有找不到安身之地的空虚,以及自己不被任何人所爱的不安。于是,与使用语言去拓展与他者共感途径的方向相反,作为恐惧心理补偿的暴力冲动所引发的事件频频发生。走在外面,每天都会多次见到“恐怖袭击警戒中”的文字显示。生活于这种日常中的人们,很多都抱有莫名的不安和慢性的欲求不满/受挫心理。

  

  《21世纪》:村上在1995年和河合隼雄两晚对谈,谈“物语对人的疗愈”,而在《海边的卡夫卡》发表后,河合隼雄在一次演讲中也高度评价这本小说,你怎么看待河合与村上的这种“互动”?

  小森阳一:河合隼雄是日本有代表性的荣格派心理学家,他所从事的是面对儿童的心理治疗。荣格派心理治疗的主要的方法之一,往往是通过故事的原型来唤起患者的一种“意象”,比如画面、图形。

  小说中首先套用俄狄浦斯神话,征用了《一千零一夜》,还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在小说罗织大量的经典作品,来吸引读者。这种形式完全是河合隼雄所倡导的。村上的小说和河合的理论方法二者合为一体。

  河合所采用的治疗方法,不是通过现实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意象”达到使治疗对象或患者疗愈的目的。这种根据意象来获得的快感,完全是掌握语言之前的儿童的一种状态,通过这种回到幼年时的状态来获得化解,这种解脱完全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不是基于客观清醒、明确的因果判断,而是单纯地根据快与不快来思考,村上的小说就是用这样的原理把读者卷入一种逻辑关系当中。这样的“疗愈”并不是来源于人思考的头脑,而是来源于动物的大脑。读者阅读《海边卡夫卡》,在无形中也就变成了一种“动物”。

  《21世纪》:你这本《村上春树论》在日本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怎么样的反响?

  小森阳一:出版社转给我的来信中,最多的是读后开始意识到不做批判的接受,完全陷入小说的可怕--近似于在邪教中被洗脑,突然醒悟的感觉。这也表明《海边的卡夫卡》与村上春树的品牌形象,一同被固定在从中可以求得“解脱”、“救赎”以及“疗愈”的半宗教式模式之中。

  去年,日本盛传村上会获得诺贝尔奖。期待的大部分是村上的追随者。

  当然,在一些特定的网络上,发表少数意见的人会受到围攻。但有些读者在读了《村上春树论》后,还是毅然决定做少数派。虽然这些坚持自己看法的人,在这种环境下,转变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还有,一些媒体在为我这本书约书评时,很多人就拒绝了,担心写了这样的书评会受到攻击。

  

  《21世纪》:去年,你曾在中国发表过同一主题的演讲,一些读者在听了演讲后,一方面叹服你的深刻和犀利,同时也认为有求之过深、责之过苛的嫌疑。他们认为,这本小说的主题不是逃避而是救赎,和村上之前小说一以贯之。

你怎么看?

  小森阳一:我要向这样的读者传递的正是要“求之深,责之苛”的信息。

  《海边的卡夫卡》不是一本成长小说,而是倒退的故事,让读者向婴儿状态无限度地退行。如果把这种故事解释成成长小说--而且不打破这种认识方法的话--那才真是不可救药了。

  

  《21世纪》:《海边的卡夫卡》中对涉及历史的部分,采取抹杀性的回忆方式,而你却一直在坚持对历史真相进行求索,在这两种力量之中,到底哪一种比较能够得到日本青年人的认可?

  小森阳一:自从1957年,岸信介担任首相后。历史课程中,一次大战以后的历史基本就是缺席的。所以很多年轻人对战争没有相应的认识。

  我在读初中二年级,我当时学的历史教材中,结束于一次世界大战,我当问老师,为什么一次大战之后的历史就不学了呢?老师回答说,一次大战以后的历史,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不会考。实际上,在考试时的确也没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日本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近年来导致教科书中关于战争的部分一直在缩减。关于战争记忆缺失的结构,在战后日本社会中一直持续。所以,战争的记忆只能通过家庭内部代代口耳相传。

  但日本的学者、教师、市民一直在同日本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进行斗争。著名的如家 永三郎。1963年,他把自己执笔编写的教科书向文部省提出审定的申请。在他编的教科书中,有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的记述。文部省要求他修正或削除书中批评侵略战争的用词。由于家永拒绝修正,所以他编写的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家永三郎认为教科书审定违反了宪法,于1965年6月以国家作为被告,提起了教科书诉讼。家永教科书诉讼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在记述战争的真实与事实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在今年的教科书的审定中,文部省要求删除教科书中关于在冲绳战役里,日军强迫冲绳岛民集体自杀的历史记述。冲绳各地各种力量少有地超越了党派,一致要求撤回修改意见。冲绳知事也向福田内阁作出要求。最后出版社表示愿意改回来,这是第一次在国民运动的推动下,推翻了文部省审定结果。

  日本国民正从思维停滞的情形下解脱出来,身体力行地抵制这种抹杀历史记忆的风潮。而其中具有象征的意义的是,冲绳的一些高中生也走上街头,认为国家说他们的祖父祖母在撒谎,这是不能容忍的。消息传到日本本土,那里的中学生也受到了影响。

  而我自己也正是因为一直参加教科书运动,才有了这本《村上春树论》。

  目前我可以说的是,我正从少数派变成多数派,而局势正在慢慢地被扳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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